冯志阳 商业、政治与媒介——霍元甲故事的起源和传播平博体育- 平博体育官方网站- APP下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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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霍元甲（1868—1910）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，其南下上海挑战外国大力士，创办精武会，终被日本医生毒死的故事，可谓家喻户晓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个由商业广告、新闻报道、政治宣传、人物传记和侠义小说共同建构的英雄故事。这个故事中真实与虚构交织，并对现实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故事的形成过程，既有精武会的商业推广，也有的政治宣传，还有知识精英的民族国家情怀，更有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。尤其是大众媒体，在霍元甲故事的起源和传播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霍元甲故事有三个关键点：一是霍元甲南下上海，挑战外国大力士，洗刷国人“东亚病夫”之耻；二是霍元甲在陈其美的支持下，创办精武体操会，为辛亥革命培训军事人才；三是霍元甲在比武中战胜日本人后，被日本医生毒死。本文即针对这三点展开论述，一方面探寻霍元甲事迹的本来面目，另一方面探讨霍元甲故事是如何形成的。

　　新闻报道出现在上海“本埠新闻”栏。所谓“英国大力士在申演艺”，是指一名名叫未士依夫伦的西洋大力士在上海进行表演，大受欢迎，名利双收。此则报道表明，霍元甲南下上海，主要是受到英国大力士的启发，准备也在张园设台比武，很难看出其是为了与英国大力士“比较拳力”。不过，也不能就此完全否认霍元甲抱有与之一较高下的意图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如果说霍元甲确有挑战西洋大力士的想法，那么挑战的对象也并非奥皮音，而是未士依夫伦。

　　《会场捷报》由上海出品协会编辑发行，刊登出品协会会场信息。上海出品协会是1910年南洋劝业会在上海的预演，1909年11月21日开幕，由著名上海绅商李平书经营。出品协会租借张园为会场，陈列“苏松太三属所出物品”，还为中外商店提供“售物之处”。为招揽游客，出品协会“设有音乐厂，各种音乐、戏法、滩簧、髦儿戏、东西戏剧随时开演，更向北京、天津、日本、香港、新加坡各处搜集各种奇禽异兽鳞介之类，组织一万生园”。进场需花费“小洋四角”购入场券；会场设有鲜花车二十余辆，“以小洋五分购车票一纸，可任意拉至各处”；还设有“售福引券及赠彩处，纳小洋二角，当场出彩领取彩物”；音乐厂“终日轮班演剧，并作中西各乐，纳小洋四角，即终日听曲，概免茶资，并可入万生园……”。上海出品协会并非单纯的商品博览会，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营利。因此招揽尽可能多的游客进入会场对于出品协会很重要。1909年11月26日，《申报》报道“该会总理李平书君对于此次会场，颇费经营，拟于会期一个月内，分数起更变，以新游人耳目”，“音乐厂于礼拜六晚九点演大力士拳勇，下礼拜更邀京班演剧，万生园内复添各种牲畜，本埠商学界亦拟设联合会及运动诸会来会助兴”。不久即出现霍元甲“请人比力”的报道和广告，可知霍元甲南下上海摆擂台，应是出自上海出品协会的邀请。这应是受到未士依夫伦的启发。

　　霍元甲摆擂台期间，“美国大力士（奥皮音）君”与霍元甲约战，以“英洋一千元”为“彩物”。《神州日报》《申报》等称其为“我中国从来未有之创举也”。这场较量因租界捕房来不及发照会，双方未就规则达成一致而作罢。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《时报》《神州日报》等上海报刊纷纷报道此事。《申报》还发表《说大力士》一文，称该事件“一时轰动多人，尚武之精神为之一振”。此即霍元甲故事中与外国大力士奥皮音角力的相关情节。这表明以往的霍元甲故事中，霍元甲向奥皮音挑战的情节不实，真实的状况是奥皮音向霍元甲挑战，而且是在霍元甲公开设立的擂台上。

　　大众媒体在霍元甲发掘比武商机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，除刊登霍元甲的广告外，还刊登公开约战。1910年4月6日至8日，《神州日报》连续刊登一则署名“东海赵”的公开挑战信：“中国大力士霍君鉴：尊寓在何处？请示知。以便去拜领教。东海赵启。”次日，霍元甲便在《神州日报》刊登应战回函：“东海赵君鉴：敝寓火车站界路万芳栈内，工部局照会尚未发出，不便领教。待发出后，元甲在擂台候教可也。霍元甲谨复。”江湖比武在报刊媒体的加持下变成充满商业意味的公共营销。霍元甲师徒与挑战者的公开交手，往往成为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。例如鲁人张文达向霍元甲挑战，《神州日报》就进行了连续报道。虽然霍元甲战胜了张文达，但霍元甲师徒在新闻报道中的形象颇为不堪。时人认为“张已于第一日与刘振声较，第二日又与霍较，宜张之战败”，并表示刘张角力时，“霍之徒党麕集，每见刘不敌时，则动色作丑态，占一上着，则拍手不已，颇为恶习”。事实上，张文达也是霍元甲的徒弟，由于少有人向霍元甲挑战，于是霍元甲“命张文达假冒山东武师上台比武”。不仅如此，“东海赵”与霍元甲的公开“约战”也是事先商量好的“表演赛”。可见，霍元甲对于商业营销颇为在行。

　　最早提到陈其美创办精武会的史料是出版于1916年6月的《大革命家陈其美》一书，该书表示陈其美在“光复之前一年，于沪组织精武学校”，“潜养发难之人材，作一秘密之机关部”，没有提及霍元甲。1917年邵元冲为陈其美作行状，称“津人霍元甲者，武侠士”，“公一旦遇之，乃要以创立精武学校”。邵元冲又撰《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》，叙述陈其美创办精武学校的具体计划：“挑选”五十人，“六个月毕业”，再由毕业生“每人再担任教授五十人”，不到十年，可练“百余万”。

　　民国时期有关陈其美的著作，一般都会提及这段历史。1931年版《陈英士故事》一书，甚至称霍元甲“是以大拳术家的身分参加到革命党中的第一人”。1936年版《陈英士》一书，属于“正中少年故事集”之一，而该丛书主编是叶楚伧、陈立夫。1947年版《陈其美》一书的作者潘公展，与邵元冲、叶楚伧、陈立夫均是负责宣传事务的头面人物，1949年版《陈其美传》的编辑者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。显然，陈其美生平事迹中有关霍元甲、精武会的历史叙述，是宣传系统认可并大加宣扬的。

　　霍元甲因追随学拳者甚多，起意创立学堂。1910年五六月间，《神州日报》《时报》相继刊登霍元甲发布的精武会招生广告。为纪念精武会成立十周年而编的《精武本纪》有一份会员表，记录了精武会创办以来所有会员的入会时间。1910年入会者共73人，分三批，第一批6月入会者共52人，7月入会者14人，8月入会者7人。其中，陈其美入会时间是8月。这表明，陈其美应该不是精武会的创始人。不过，陈其美对精武会确实有很大影响，但这主要发生在霍元甲去世后。

　　《民立报》创办于1910年10月11日，由于右任、陈其美、沈缦云等集资创办，沈缦云投资最多，是“《民立报》最热心的赞助人”。沈缦云为上海绅商界知名人士，1909年加入同盟会。于右任和陈其美都是1906年加入同盟会，于右任为《民立报》社长，陈其美任《民立报》外勤记者。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，《民立报》为其机关报。鉴于《民立报》与陈其美、同盟会的密切关系，《民立报》对待精武会的态度，可视作陈其美与精武会关系的反映。精武会“募捐启”首先出现在《新闻报》，表明直至1910年11月中旬，陈其美尚未重视精武会。从1910年11月24日起，《民立报》头版连续刊登“中国精武体操学校募捐启”，说明陈其美开始重视精武会。1910年12月20日，《民立报》称精武会“足征中国武士道之特色”,次日又称赞“精武学校者，好一男儿用武场也”。

　　《民立报》头版也刊登了此则广告，但内容略有不同，文末提到“民立报馆”有入场券寄售。这场筹款运动会很有可能是精武会与《民立报》共同策划的。运动会上，沈缦云作为来宾进行了演说。《民立报》会后刊发时评称，“精武学校者，沪上制造铁汉之工场也”，若“热心人广为传播，则全国中如精武学校者必日出而不已，是数百万之铁汉，数年间可造就也”。这表明，陈其美此时应该已有利用精武会培训军事人才的设想。陈其美的这一想法是因为体操会“名为体育团体”，但常与军事有关。1907年，上海的5个体操会组成“南市商团公会”，负责保卫地方治安，由李平书任会长。这是上海商团的基础，被学者定性为“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性的武装团体”。上海商团直到1911年3月才正式成立，李平书任会长，沈缦云任副会长。武昌起义后，李平书在沈缦云的介绍下，与陈其美结识，上海商团因此在上海光复时站在革命党一边。

　　取得李平书支持前，同盟会需要掌握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。不过，将其付诸实践的并非精武会，而是成立于1911年6月的中国国民总会。这是由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和上海地方精英组成的公开革命团体，在上海设有7个报名点，其中便有精武会。沈缦云为会长，时任精武会会长的农劲荪为评议部职员，精武会坐办卢炜昌为庶务部职员，陈其美为调查部职员，农劲荪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说。国民总会的日常费用由“各团体及诸职员担任”，其中《民立报》月二元，陈其美月二元，农劲荪月一元，卢炜昌月一元。国民总会成立不久，即决议创设模范体操团，“为各省倡”。体操团先制定简章，“定额百名，一年一期”，“百名外续组新班”，“操练半年后当实行野外演习及打靶”。后又制定“暂用专章”，编制、服装、礼节等均遵陆军部现有规定，学习内容包括军事学、兵式操等，期满考验合格发给证书，并“由总会绍介为各省分会教练”。模范体操团章程，与前文所述陈其美培训军事人才的方法基本一致。

　　这一说法又是如何形成的呢？最早暗示霍元甲遭人毒害而死的是《中国精武体操学校募捐启》，称“霍元甲先生欲雪东方病夫之诮，所由与组成中国精武体操学校也”，“乃天道多魔，竟有鸩人叔子，而心丧共服”。后来精武会通过运动会筹款，《新闻报》刊发广告的同时，又报道称“中国精武体操会成立以来，将及半载，教务长霍元甲君，虽为忌者所害，饮鸩身亡，而各会员尚知奋勉，不至解散”。《神州日报》也有类似报道；《民立报》则借副会长蔡钟骏之口表示，霍元甲“为人暗中谋害”。《募捐启》和运动会，都是为了解决精武会的经济困境。霍元甲的突然去世，使得精武会失去了吸引生源的招牌，更对以强身健体为号召的精武会产生负面影响。当时社会上流传“精武会的武术练了之后会伤身体，霍元甲就是死于练武不当”的说法，这严重妨碍了精武会的招生。精武会从两方面予以化解，一是将霍元甲创办精武会与民族国家话语紧密联系起来；二是表示霍元甲死于非命。霍元甲作为武林中人，好与人比武较量，结怨招忌者为数不少，称其“为忌者所害”，既可表明霍元甲并非死于“练武不当”，还可暗示霍元甲武艺高超。

　　出版于1911年初的笔记小说集《虞初近志》，收录《记霍元甲逸事》一文。该文将含糊其辞的“为忌者所害”，具体化为霍元甲因战胜“某国人”，而为“某国”医生所开之毒杀。该文还借霍元甲之口，表示其南下上海，只是“欲与异族猖獗之力士战”，而不愿“自残同类”。该文叙事完全围绕民族国家话语展开，商业、政治因素均消失不见。1916年初，《青年杂志》刊登署名“萧汝霖”的《大力士霍元甲传》一文。该文增加了霍元甲南下上海前的诸多经历，使霍元甲故事更为完整，还叙述了霍元甲师徒与张文达的交手，使其形象发生颠覆性转变。霍元甲徒弟的“丑态”“恶习”尽消，霍元甲本人不愿同胞相残，却能数招制敌。关于霍元甲之死，该文称霍元甲因战胜日本柔道高手，而死于日本医生“秋野”之手。一般认为，霍元甲故事至此基本成型。

　　从《记霍元甲逸事》到《大力士霍元甲传》，霍元甲故事的民族国家基调得以延续，细节不断丰富和完善，区别在于载体。《虞初近志》以辑录传记为主，常用虚构、细节刻画等小说手法，延续了古代典籍以“虞初”命名者多为小说家言的传统。这意味着，《记霍元甲逸事》一般被时人视作小说。《青年杂志》是包含各种文类的期刊，《大力士霍元甲传》虽也采用虚构、细节刻画等小说手法，但出现在标榜科学的严肃期刊中，故被时人视为正传。从“小说”到“正传”，增加了后世厘相的难度，但也为霍元甲故事的传播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萧汝霖言，“宣城农劲荪君，为余道霍公生平”，意在强化《大力士霍元甲传》的真实性。萧汝霖与农劲荪共同参与组织了1915年3月18日的张园，该会因反对日本向中国提出“二十一条”而发起。会后不久，日本驻沪副领事以“刊发日货传单”为名，向上海会审公廨起诉萧汝案等人，萧汝霖被要求“一年之内不得再有对日设会、印发传单及有碍治安等事”。萧汝霖、农劲荪在1915年的经历，应该影响了他们对《大力士霍元甲传》的创作，霍元甲不再死于“某国”之手，而是确定死于“日本”之手。

　　《大中华杂志》不久之后即转载了该文。向恺然很快也在《拳术见闻录》中转述该文内容，发表于《中华小说界》。1916年，“霍元甲传”相继出现在《青年杂志》《大中华杂志》《中华小说界》上，霍元甲故事得到一定范围的传播，精武会会员数量随之迅速增加：1910年会员数73人，1911年62人，1912年99人，1913年32人，1914年82人，1916年77人，1917年232人，1918年184人，1919年248人。《青年杂志》后改名为《新青年》，早期《新青年》每期印数仅1 000份，1919年左右《新青年》销量打开局面，最高印数达到一万五六千份。1919年5月，《新青年》决定重印前5卷，霍元甲故事随之在知识精英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。

　　《精武本纪》一方面将精武会与政治区隔开来，另一方面将精武会与民族国家捆绑起来。《精武本纪》将霍元甲塑造为一个对内息争、对外雪耻，并为日本人谋害的“民族英雄”形象，扬言精武会将继承霍元甲的遗志，继续产生“无量数之霍元甲”。1923年，精武会发行《精武特刊》，称“精武之创始也，元祖为霍元甲”。1926年，精武会创办的《精武月刊》，为纪念精武会创办十七周年，附上霍元甲照片，称为“精武元祖霍元甲先生遗像”，并表示：

　　除精武会不断讲述霍元甲故事外，向恺然于1923年开始以“不肖生”为名，在《侦探世界》杂志连载以霍元甲为主角的长篇武侠小说《近代侠义英雄传》。《侦探世界》杂志由世界书局创办，《近代侠义英雄传》单行本也由世界书局出版。世界书局的老板沈知方通过包天笑找到向恺然，请他专门为世界书局写小说，“稿资特别丰厚”，且明确要求“写剑仙侠士之类的一流传奇小说”，因为那时言情小说已泛滥成灾，读者看腻了，“势必要换换口味”。沈知方的生意经果然奏效，向恺然的两部武侠小说代表作《江湖奇侠传》和《近代侠义英雄传》几乎同时创作于1923年，都取得巨大成功。

　　向恺然创作武侠小说，擅长“虚实交织”，这是对读者最有吸引力的卖点，精武会则借《近代侠义英雄传》作为宣传。霍元甲之子霍东阁在东南亚建立精武会时，曾在演讲中提到霍元甲号称剑侠等事迹，并表示“《近代侠义英雄传》一书言之甚详”。伴随霍元甲故事广泛传播，上海精武会会员数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迅猛增长：1925年会员数601人，1926年936人，1927年905人，1928年1 183人，1929年1 276人，1930年1 608人，1931年1 771人。相对于1919年的248人，10多年中会员数增长了6倍多。

　　在精武会与出版商的合力推广下，霍元甲这个曾在上海滩扬名一时的真实人物，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“民族英雄”。1925年，《申报》“平民周刊”刊登《大力士霍元甲传》一文，用白话讲述霍元甲故事。该副刊“专供平民阅读”，所刊文章具有征文性质，《大力士霍元甲传》即获“乙种酬”。1929年，日本武士多人来华，要求与华人一较身手，“然国术馆诸子，未有一人挺身而出者”，《新闻报》刊文“忆霍元甲遗事”，感其“为国争荣”，惜其“才高遭嫉”，睹“某国人猖狂愈甚”，“尤不禁为长逝英雄同声一哭”。

　　霍元甲的去世，使得打造一个理想化的“霍元甲”符号成为可能。作为理想符号的“霍元甲”，不会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，一心所想的是洗刷“东方病夫”的民族耻辱，同时武艺高超、武德高尚，打败日本高手，终为日本人所害。这个故事既符合知识精英想象，又适应精武会需要，但其中商业因素有损霍元甲形象，必须摈除，政治因素会带来不确定性，也需要摈除，剩下的只能是与整个民族国家荣辱相关的内容。霍元甲故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传播，背后既有精武会的商业推广，也有世界书局的生意经。精武会的传记和世界书局的小说，体裁不同，情节、主旨基本一致，两者都对霍元甲故事进行了虚实交织的再创作，且互相借鉴、互相成就，都从霍元甲故事的广泛传播中，获取了巨大的商业利益。

　　20世纪初，报刊等大众媒体的商业营销蓬勃兴起，武术尤其是比武，成为一种极具观赏性的公共娱乐活动。在此背景下，霍元甲于1909年底应上海出品协会之邀，南下上海摆擂台邀人比武。美国大力士奥皮音向霍元甲发起挑战，虽由于各种原因作罢，但中外大力士定期比武的新闻本身，已引起上海主要报刊的普遍关注，将其称为“我中国从来未有之创举也”，令上海出品协会和霍元甲都获益匪浅。从中发现比武商机的霍元甲，于1910年再次南下上海，并反客为主，由自己租赁场地，设立擂台，以入场券款的二成作为租金，其余八成作为“彩物”。为吸引关注，霍元甲主动发布比武广告，与其他武师通过报刊公开“约战”，并安排徒弟假装挑战者。这既显示了霍元甲的商业营销才能，也预示着媒体营销时代的到来，将给传统的武术行业以及武术从业者带来颠覆性改变。

　　大众媒体的商业宣传和广泛报道，让霍元甲暴得大名，使其顺利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现代武术培训组织——精武会。精武会创办不久，霍元甲即突然去世。精武会失去了吸引生源的招牌人物，经济顿时陷入困境。霍元甲可能“死于练武不当”的传言，还对以强身健体为号召的精武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。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向精武会伸出援手，意在利用精武会培训军事人才。双方合作组织模范体操团，使其成为辛亥革命上海光复之役的中坚力量。这也使得陈其美结交霍元甲创办精武会的说法不胫而走，成为宣传陈其美事迹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与此同时，精武会通过暗示霍元甲遭人毒害而死的《募捐启》，使得霍元甲“为忌者所害，饮鸩身亡”的说法在上海的新闻报刊中广泛传播。这回应了霍元甲死于练武不当的传言，并暗示霍元甲正是由于武艺高超，才招来众多“忌者”，为此后霍元甲故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霍元甲与外国大力士约战之举，让具有家国情怀的知识精英关注到霍元甲事迹，并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书写霍元甲故事。在中日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20世纪上半叶，霍元甲被知识精英们塑造为一个主张对内团结、对外雪耻，并因战胜日本人而为日本人所毒杀的“民族英雄”形象。兼具小说和传记的书写方式，使得霍元甲故事蒙上了一层虚实交织的神秘面纱，有力推动了霍元甲故事的广泛传播。精武会借用知识精英的书写，将其视为自身的真实历史，霍元甲的“民族英雄”形象被进一步强化，并被作为“精武元祖”加以崇拜。

　　1928年，《新闻报》刊登《纪霍元甲逸事》一文，比较曾在上海“以技击鸣于时者”的马永贞和霍元甲两人，指出马永贞为人“好勇斗狠，性又贪鄙，致为宵小所算”，而霍元甲则赶跑外国大力士，“一洗东方病夫之耻”，“又手创精武体育会，开提倡国术之先河”，“慨然有振兴国家民族之志，此非马之所能及也”。事实上，马永贞最初在上海也是靠卖艺为生，《申报》曾对此进行报道。马永贞打出的旗号是“拳打南北二京，脚踢黄河两岸，打尽各省无敌手”，这是卖艺者吸引眼球的传统手法。马永贞从未在报纸上刊登过卖艺广告，更没有想过利用“中外比武”来招徕观众，尽管马永贞与巡捕房洋捕头惠尔生确实进行过较量。这与马永贞主要在19世纪70年代活动有关，那时报纸作为大众媒体刚刚进入上海等都市社会的生活中，人们对于利用报纸进行商业营销还缺乏认识。马永贞只能用传统方式卖艺，收入有限，于是又敲诈马贩子，终致被马贩子所杀。等到霍元甲南下上海的20世纪初，利用报刊进行商业营销，已经成为演艺行业的常规操作，霍元甲顺势而为，为传统的武术行业找到了新出路，同时也为一个“民族英雄”的故事做好了铺垫。

　　霍元甲在世时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北方武师，南下上海，利用报刊媒体进行自我商业营销，并创办精武体操学校，这主要是一个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商业故事。霍元甲的突然去世改变了这个商业故事的走向，霍元甲去世后，知识精英基于民族国家情怀，精武会和出版商出于商业考虑，再加上大众媒体推波助澜，开始合力书写一个洗雪“东方病夫”之耻的英雄故事。对于精武会而言，这个英雄故事就是最好的商业营销。通过这个英雄故事，精武会把自身从一个以强身健体为号召的社会组织，打造成一个寄托着无数中国人国族情怀的载体，从而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。但本质上，这仍然是一个商业故事。